福澤諭吉是日本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啟蒙思想家，
一萬元的日幣紙鈔上就是印著福澤諭吉的肖像，
日本明治維新前後一位西方近代文明的啟蒙者和偉大的教育家。
他於天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元一八三五年一月十日）出生在大阪的藩邸。
父親福澤百助，是豐前中津（現今九州大分縣）奧平藩的士族。
母親是同藩士族橋本濱右衛門的長女，名叫阿順。
他的父母一共生了兩男三女，諭吉是最後一個兒子。
他的思想簡言之就是「文明開化」，文明開化指的是除了引進西方的技術之外，
還要吸收西方的民主精神。
但西方的民主是來自列強的殖民地爭奪戰和殖民地經營的結果，
所以若探求「文明開化」的真正精神，可以發現，
一方面是包含著輸入外國資源和輸出本國商品以增加國家財富的「殖產興業」論；
另一方面則是在「富國」的過程中若出現原料資源地或商品販賣的爭端時，
就訴諸於戰艦大砲的「強兵」手段，故也稱之「富國強兵論」。
在明治維新之前，福澤諭吉曾三次遊歷西洋，三次出訪都是搭乘軍艦，
而使他體會到了西方的「船堅砲利」，並認識到西方「文明開化」的真正精髓所在。
在福澤諭吉眼中，所謂的「文明開化」是與「野蠻未開」的概念成對比，
而且對照到當時腐敗的中國和日本，福澤諭吉認為「支那人在思想上貧困，而日本人則思想豐富者也」，
也就是論斷日本比較接近文明的階段。
福澤諭吉並將這種概念應用到對朝鮮的「開國」。
因為法國、英國、俄國、德國、美國等西洋列強曾嘗試強迫朝鮮「開國」未成功，
直到日本於一八七五年乘江華島事件時以軍艦逼逼近朝鮮首府京城，迫使朝鮮開放「和親」貿易之路。
福澤諭吉認為，英國由鴉片戰爭迫使中國開放，在中國佔最優越的地位；
而美國以柏里率領艦隊強迫日本開國，也在日本佔首座，所以依此類推，
日本和朝鮮的關係中，日本也應佔首座。
除此之外，福澤諭吉還認為要從首座一躍為「首魁盟主」，並強制朝鮮「文明開化」。
福澤諭吉的野心不只僅在朝鮮身上，還對中國也虎視眈眈。
他預料中國遲早也會像波蘭一樣被分割，而日本應加入列強陣營，割取中國的福建省之一半和台灣。
這種來自西洋式的弱肉強食的史觀，構成了他著名的「脫亞論」，
也就是認為日本應脫離亞洲國家的隊伍，而和西方列強同進退，
必須依西洋人接待朝鮮支那的方式來對待他們 。
福澤諭吉傳播思想的方式主要靠「慶應義塾」（今慶應大學的前身）和『時事新報』。
慶應義塾設立的目的是要教育學生，並誘導朝鮮青年入義塾洗腦。
時事新報則在一八八二年創刊，用以鼓吹文明開化思想，
福澤諭吉並不斷在該報發表時論，主張日本應採取「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的政策。
一直到一八九八年福澤諭吉罹患腦溢血死亡的十六年間，
他都利用此報紙來宣傳其文明開化之理念，也為甲午戰爭的開打埋下了伏筆。
在發表《脫亞論》之前，福澤諭吉其實主張的是「東洋連帶論」。
但是，他的「東洋連帶論」具有二重性結構，
即強調東洋各國首先要進行國內改革舊體制的革命，推翻守舊派的權力，
然後才可能擺脫西洋列強的壓力。
換言之，福澤諭吉的「連帶」觀不以國界為前提，而以「文明」為前提，
他不認為只要是有色人種就可能聯合起來抵制列強。
所以，主張連帶的福澤諭吉，也同樣主張對鄰國的革新派給予實際支持，
加入他們推翻本國保守派政府的政變，輸出「文明」。
在福澤諭吉的時期，所謂「大亞細亞主義」不是一個理論命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口號。
它的載體是被籠統地稱之為「志士」或「浪人」的活動家在東亞鄰國的顛覆性活動。
朝鮮1884年發生的甲申事變就與日本的志士密不可分，
而中國的辛亥革命更隱藏了介入極深的日本人的名字。
在這種情況下，上個世紀之交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包含了連帶感和擴張欲的悖論關係，
也包含了真實的危機意識和對於歐美列強的現實對抗心情。
在這樣一個脈絡之上，可以列出這樣一些與亞細亞主義相關的政治家活動家和知識份子
：近衛篤（貴族院議長，東亞同文會首任會長），
他以人種區分為前提強烈主張介入中國的事務以使它免遭被白種人殖民的厄運；
樽井藤吉（不得志的民間政治活動家），他在1893年初版《大東合邦論》，
提出日本與朝鮮合併以抗禦歐洲列強的主張。
宮崎滔天（終生從事支援中國革命的活動家），
他在《三十三年之夢》中傾吐著對中國革命的抱負和感情；
北一輝（具有極端國家主義思想並對昭和青年將校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活動家），
他作為一個國家主義者而思考著大亞細亞主義。
事實上，福澤諭吉完全可以列入這一串名單之內，因為他的脫亞論是以東洋一體論為基礎的。
《脫亞論》在發表當時，包含了福澤諭吉對於時政的感情性介入。
已經有很多學者指出，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帶有非常強烈的具體針對性，
它體現著福澤諭吉對特定事情的特定反應方式，不能看作他思考中的原理性成份。
但是，在福澤諭吉這篇短文之中，其實非常強烈地表現著他思考中的原理性成份，
這就是福澤諭吉在思考文明問題時的相對主義原則。
《脫亞論》是一篇短文，通篇充滿了福澤諭吉特有的緊迫感。
開篇說道：
「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風東漸，所到之處，無不風靡於一草一木。」
但是，在福澤諭吉眼裏，這東漸之西洋文明的魅力之中亦埋伏著殺機：
「文明又如麻疹之流行，......我輩斷乎不具（治癒）其術。
有害無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擋其勢，何況利害相伴且常以利為主之文明乎！」
把文明比喻為麻疹，且認為智者的選擇當為「助其蔓延」，
使人民「早浴其風氣」，體現了福澤諭吉對於同時代世界大勢的判斷：
他認為西方文明對於全球的征服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東方民族不具有抵抗的能力，
正如東京人不能夠抵抗從長崎傳來的麻疹一樣。
既然文明利大於弊，那麼，唯一的選擇只能是接受它。
當然，福澤諭吉的「文明論」自有其詳細的內涵，《脫亞論》只不過暗示了他理解近代文明的視角；
但是這麻疹的比喻卻使福澤諭吉得以與他的後代中那些缺少內在緊張感的西方文明崇拜者相區別，
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歷史解讀前提。
在表明了對於西方文明的基本判斷之後，福澤諭吉表明了他對東亞緊鄰的失望，
他大聲疾呼與東方的鄰國絕交，理由在於他認定了這些鄰國必定亡國；
而福澤諭吉最害怕的，是日本被西方視為與必定亡國的鄰國同樣的「野蠻」之地。
脫亞論傳達的首先是他的民族生存危機感，
其次才是他對於亞洲鄰國的失望和由此而來的視亞洲為野蠻的價值觀。
對於這篇「絕交書」可以有不同的解讀方式，但一個基本事實是不能否定的，
那就是福澤諭吉這位日本近代最傑出的思想家，完全是在「優勝劣汰」方向上思考亞洲價值的，
為此福澤不惜無視日本的地理位置，打算把日本在理念上挪出亞洲，
這表明他早在19世紀後期就已經開始考慮亞洲這一地域概念的相對性問題了。
在對於地域概念的相對化的同時，福澤諭吉顯然也要使文明的概念相對化，
儘管他強調的是「入歐」，但是他明顯地不打算把文明視為歐洲人的專利，
因為他認為日本同樣可以加入歐洲的文明行列。
所謂「脫亞入歐」，實際上就是把日本這一亞洲國家從它所在的地域位置上抽離出來，
符號化為可以移動的文明載體，使它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近代強國發生一體性關聯；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地理位置變得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在「世界」這一新的格局中，
日本人重新排列了他們以「中華」和「大和」的關係為軸心的時代所試圖排列的那種「華夷變態」的秩序。
「脫亞入歐」與西方世界「中華化」的同時並行，
體現的是19世紀80年代日本知識界和上層社會的文化危機感與民族危機感。
它與同時代中國同類危機感的指向性是非常不同的。
中國的所有危機感都集中地指向了文化的內部調整，
而日本的危機感卻驅使它向外尋找可以擺脫危機的、新的世界關係。
福澤不論在明治時代或二次戰後，都是一個爭議性很大的思想家。
以朝野觀念而論，他曾誓言終生不做官，要以在野之身批評時政，
督促政府，希望日本政治能夠清明化。
也因此，他在明治時期不僅是言論界的巨人，也是明治政府的諍友。
然而，他雖是民權思想最好的導入者之一，他的言論卻不若民權論激進，
反變成自由民權論者批評的對象；
另一方面，他的著作《勸學》等雖是明治初期最暢銷、影響最大的教科書之一，
福澤卻又是明治儒學者所討厭的思想家。
他的民主思想與民權觀念總是在國家與時代迫切需要的時候出現，
大正民主運動時期，他與明治十年代自由民權論者的思想是大正民主運動的基礎。
法西斯時期，福澤是眾惡之源；
二次戰後，日本大力推動民主改革的時候，他又成為時代的思想寵兒。
可是，戰後，馬克思主義在日本極為盛行，福澤諭吉遂又成爭議的對象，
有的學者強調他的資本主義特質，而將福澤思想與資本主義形成期的侵略性結合，
以批判福澤的脫亞入歐論；有的學者則認為他是日本國權主義的代言人。
一萬元的日幣紙鈔上就是印著福澤諭吉的肖像，
日本明治維新前後一位西方近代文明的啟蒙者和偉大的教育家。
他於天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元一八三五年一月十日）出生在大阪的藩邸。
父親福澤百助，是豐前中津（現今九州大分縣）奧平藩的士族。
母親是同藩士族橋本濱右衛門的長女，名叫阿順。
他的父母一共生了兩男三女，諭吉是最後一個兒子。
他的思想簡言之就是「文明開化」，文明開化指的是除了引進西方的技術之外，
還要吸收西方的民主精神。
但西方的民主是來自列強的殖民地爭奪戰和殖民地經營的結果，
所以若探求「文明開化」的真正精神，可以發現，
一方面是包含著輸入外國資源和輸出本國商品以增加國家財富的「殖產興業」論；
另一方面則是在「富國」的過程中若出現原料資源地或商品販賣的爭端時，
就訴諸於戰艦大砲的「強兵」手段，故也稱之「富國強兵論」。
在明治維新之前，福澤諭吉曾三次遊歷西洋，三次出訪都是搭乘軍艦，
而使他體會到了西方的「船堅砲利」，並認識到西方「文明開化」的真正精髓所在。
在福澤諭吉眼中，所謂的「文明開化」是與「野蠻未開」的概念成對比，
而且對照到當時腐敗的中國和日本，福澤諭吉認為「支那人在思想上貧困，而日本人則思想豐富者也」，
也就是論斷日本比較接近文明的階段。
福澤諭吉並將這種概念應用到對朝鮮的「開國」。
因為法國、英國、俄國、德國、美國等西洋列強曾嘗試強迫朝鮮「開國」未成功，
直到日本於一八七五年乘江華島事件時以軍艦逼逼近朝鮮首府京城，迫使朝鮮開放「和親」貿易之路。
福澤諭吉認為，英國由鴉片戰爭迫使中國開放，在中國佔最優越的地位；
而美國以柏里率領艦隊強迫日本開國，也在日本佔首座，所以依此類推，
日本和朝鮮的關係中，日本也應佔首座。
除此之外，福澤諭吉還認為要從首座一躍為「首魁盟主」，並強制朝鮮「文明開化」。
福澤諭吉的野心不只僅在朝鮮身上，還對中國也虎視眈眈。
他預料中國遲早也會像波蘭一樣被分割，而日本應加入列強陣營，割取中國的福建省之一半和台灣。
這種來自西洋式的弱肉強食的史觀，構成了他著名的「脫亞論」，
也就是認為日本應脫離亞洲國家的隊伍，而和西方列強同進退，
必須依西洋人接待朝鮮支那的方式來對待他們 。
福澤諭吉傳播思想的方式主要靠「慶應義塾」（今慶應大學的前身）和『時事新報』。
慶應義塾設立的目的是要教育學生，並誘導朝鮮青年入義塾洗腦。
時事新報則在一八八二年創刊，用以鼓吹文明開化思想，
福澤諭吉並不斷在該報發表時論，主張日本應採取「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的政策。
一直到一八九八年福澤諭吉罹患腦溢血死亡的十六年間，
他都利用此報紙來宣傳其文明開化之理念，也為甲午戰爭的開打埋下了伏筆。
在發表《脫亞論》之前，福澤諭吉其實主張的是「東洋連帶論」。
但是，他的「東洋連帶論」具有二重性結構，
即強調東洋各國首先要進行國內改革舊體制的革命，推翻守舊派的權力，
然後才可能擺脫西洋列強的壓力。
換言之，福澤諭吉的「連帶」觀不以國界為前提，而以「文明」為前提，
他不認為只要是有色人種就可能聯合起來抵制列強。
所以，主張連帶的福澤諭吉，也同樣主張對鄰國的革新派給予實際支持，
加入他們推翻本國保守派政府的政變，輸出「文明」。
在福澤諭吉的時期，所謂「大亞細亞主義」不是一個理論命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口號。
它的載體是被籠統地稱之為「志士」或「浪人」的活動家在東亞鄰國的顛覆性活動。
朝鮮1884年發生的甲申事變就與日本的志士密不可分，
而中國的辛亥革命更隱藏了介入極深的日本人的名字。
在這種情況下，上個世紀之交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包含了連帶感和擴張欲的悖論關係，
也包含了真實的危機意識和對於歐美列強的現實對抗心情。
在這樣一個脈絡之上，可以列出這樣一些與亞細亞主義相關的政治家活動家和知識份子
：近衛篤（貴族院議長，東亞同文會首任會長），
他以人種區分為前提強烈主張介入中國的事務以使它免遭被白種人殖民的厄運；
樽井藤吉（不得志的民間政治活動家），他在1893年初版《大東合邦論》，
提出日本與朝鮮合併以抗禦歐洲列強的主張。
宮崎滔天（終生從事支援中國革命的活動家），
他在《三十三年之夢》中傾吐著對中國革命的抱負和感情；
北一輝（具有極端國家主義思想並對昭和青年將校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活動家），
他作為一個國家主義者而思考著大亞細亞主義。
事實上，福澤諭吉完全可以列入這一串名單之內，因為他的脫亞論是以東洋一體論為基礎的。
《脫亞論》在發表當時，包含了福澤諭吉對於時政的感情性介入。
已經有很多學者指出，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帶有非常強烈的具體針對性，
它體現著福澤諭吉對特定事情的特定反應方式，不能看作他思考中的原理性成份。
但是，在福澤諭吉這篇短文之中，其實非常強烈地表現著他思考中的原理性成份，
這就是福澤諭吉在思考文明問題時的相對主義原則。
《脫亞論》是一篇短文，通篇充滿了福澤諭吉特有的緊迫感。
開篇說道：
「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風東漸，所到之處，無不風靡於一草一木。」
但是，在福澤諭吉眼裏，這東漸之西洋文明的魅力之中亦埋伏著殺機：
「文明又如麻疹之流行，......我輩斷乎不具（治癒）其術。
有害無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擋其勢，何況利害相伴且常以利為主之文明乎！」
把文明比喻為麻疹，且認為智者的選擇當為「助其蔓延」，
使人民「早浴其風氣」，體現了福澤諭吉對於同時代世界大勢的判斷：
他認為西方文明對於全球的征服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東方民族不具有抵抗的能力，
正如東京人不能夠抵抗從長崎傳來的麻疹一樣。
既然文明利大於弊，那麼，唯一的選擇只能是接受它。
當然，福澤諭吉的「文明論」自有其詳細的內涵，《脫亞論》只不過暗示了他理解近代文明的視角；
但是這麻疹的比喻卻使福澤諭吉得以與他的後代中那些缺少內在緊張感的西方文明崇拜者相區別，
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歷史解讀前提。
在表明了對於西方文明的基本判斷之後，福澤諭吉表明了他對東亞緊鄰的失望，
他大聲疾呼與東方的鄰國絕交，理由在於他認定了這些鄰國必定亡國；
而福澤諭吉最害怕的，是日本被西方視為與必定亡國的鄰國同樣的「野蠻」之地。
脫亞論傳達的首先是他的民族生存危機感，
其次才是他對於亞洲鄰國的失望和由此而來的視亞洲為野蠻的價值觀。
對於這篇「絕交書」可以有不同的解讀方式，但一個基本事實是不能否定的，
那就是福澤諭吉這位日本近代最傑出的思想家，完全是在「優勝劣汰」方向上思考亞洲價值的，
為此福澤不惜無視日本的地理位置，打算把日本在理念上挪出亞洲，
這表明他早在19世紀後期就已經開始考慮亞洲這一地域概念的相對性問題了。
在對於地域概念的相對化的同時，福澤諭吉顯然也要使文明的概念相對化，
儘管他強調的是「入歐」，但是他明顯地不打算把文明視為歐洲人的專利，
因為他認為日本同樣可以加入歐洲的文明行列。
所謂「脫亞入歐」，實際上就是把日本這一亞洲國家從它所在的地域位置上抽離出來，
符號化為可以移動的文明載體，使它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近代強國發生一體性關聯；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地理位置變得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在「世界」這一新的格局中，
日本人重新排列了他們以「中華」和「大和」的關係為軸心的時代所試圖排列的那種「華夷變態」的秩序。
「脫亞入歐」與西方世界「中華化」的同時並行，
體現的是19世紀80年代日本知識界和上層社會的文化危機感與民族危機感。
它與同時代中國同類危機感的指向性是非常不同的。
中國的所有危機感都集中地指向了文化的內部調整，
而日本的危機感卻驅使它向外尋找可以擺脫危機的、新的世界關係。
福澤不論在明治時代或二次戰後，都是一個爭議性很大的思想家。
以朝野觀念而論，他曾誓言終生不做官，要以在野之身批評時政，
督促政府，希望日本政治能夠清明化。
也因此，他在明治時期不僅是言論界的巨人，也是明治政府的諍友。
然而，他雖是民權思想最好的導入者之一，他的言論卻不若民權論激進，
反變成自由民權論者批評的對象；
另一方面，他的著作《勸學》等雖是明治初期最暢銷、影響最大的教科書之一，
福澤卻又是明治儒學者所討厭的思想家。
他的民主思想與民權觀念總是在國家與時代迫切需要的時候出現，
大正民主運動時期，他與明治十年代自由民權論者的思想是大正民主運動的基礎。
法西斯時期，福澤是眾惡之源；
二次戰後，日本大力推動民主改革的時候，他又成為時代的思想寵兒。
可是，戰後，馬克思主義在日本極為盛行，福澤諭吉遂又成爭議的對象，
有的學者強調他的資本主義特質，而將福澤思想與資本主義形成期的侵略性結合，
以批判福澤的脫亞入歐論；有的學者則認為他是日本國權主義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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