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全才的明代畫家
徐渭，初字文清，改字文長，號天池山人、青藤居士，或署田水月等，
明代正德十六年（西元1521年）出生于浙江山陰縣（今紹興市）的一個小官僚家庭。
他從小聰明過人，十多歲時仿楊雄《解嘲》作了一篇《釋毀》。
稍長，師事同鄉學者季本。季本是心學創始人王陽明的學生。
因此，陽明心學通過季本的傳授對徐謂的一生起著很大的影響。
陽明心學的主要觀點是“心即是理，心外無理”。
這是對良知與直覺的承認，它與佛教的思維――超脫的思想有關，與“禪意”亦有關。
陽明心學的出現，本身就是對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程、朱理學的一種反叛和挑戰。
這時期哲學、文學、藝術界都出現了追求個性解放，直抒性靈的傾向。
徐謂自然了捲入了這股潮流。
徐渭自二十歲中秀才後，雖屢試鄉舉不中，但廣交益師良友。
這些師友中有在籍官員、退休鄉坤、山林隱逸、還有少年後進。
他們相從談藝，相互砥礪。
後來他與蕭勉、陳鶴、楊珂、朱公節、沈練、錢鞭、
柳林、諸大綬、呂光升等並號“越中十子”。
陳鶴的戲曲、繪畫，楊珂的書法，都曾對徐謂有一定的影響。
此外，他還結交蘇杭一帶的著名文人書畫家。
如陳淳、謝時臣、沈仕、劉世儒、沈明臣等。
徐謂就在與這些文人雅士的交往中，
“泡”成了一位兼善詩、文、書、畫、戲曲乃至軍事韜略的天才。
徐渭三十多歲時所寫的雜劇《四聲猿》得到同代戲劇大師湯顯祖的讚賞。
然而連應八次鄉試都名落孫山，終身不得志於功名，“不得志與有司”。
青年時還充滿積極用世的進取精神，
“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
孜孜于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之中，
並一度被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胡宗憲看中，
于嘉靖37年（1558年）招至任浙、閩總督幕僚軍師，
徐渭對當時軍事、政治和經濟事務多有籌劃，
並參預過東南沿海的抗倭鬥爭。
他在詩文中熱情地歌頌了抗倭愛國的英雄，
徐渭富有軍事才幹，並得到當時搞倭總督胡宗憲的賞識，
他在三十七歲時被聘為胡宗憲府幕僚。
並為胡宗憲設計誘擒盜魁汪直、徐海。
一次，胡宗憲捕獲白鹿，請徐渭撰《進白鹿表》並獻於朝中，
明世宗及學士董汾等對徐渭文章大為賞識，徐渭也因此更常受胡宗憲的器重。
胡宗憲因嚴蒿奸黨失勢受牽連，二度入獄，最後死於獄中。
徐渭亦怕受胡牽連，竟“引巨錐刺耳，深數寸；又以椎碎腎囊，皆不死。”
(《明史•文苑傳》)自殺達九次之多。
這時他內心的憤鬱與痛苦只有在強烈的自虐中得到發洩，並真的發起瘋來。
後來竟發展到誤殺其妻，並因此入獄。
在獄中，他的精神才稍稍平靜，但是並未痊癒。
這位瘋狂了的天才後經同鄉張元汴竭力保救才得倖免一死。
出獄時已五十三歲。
出獄後，徐渭曾一度浪遊金陵、宣遼、北京等地。
從出獄到七十三歲去世期間窮困潦倒、淒涼孤獨，
這整整二十年中他是在時而清醒時而反常的情況下度過的。
據他自記行實中說：“畸譜屢稱祟兆紛紜，蓋精神顛倒至老未已也。”
他能自己如此記載，正說明他雖常常精神錯亂，但有時卻是十分清醒的。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對權勢不嫵媚。
當官的來求畫，連一個字也難以得到。
在當世凡前來求畫者，須值徐渭經濟匱乏時，
這時若有上門求畫者投以金帛，頃刻即能得之。
若趕在他囊中未缺錢，那麼你就是給的再多，也難得一畫。
實在是一位性情中人。
徐渭繪畫，既有一定的師承，又能突破前規以適抒發已性。
他的人物畫受宋代梁瘋子的減筆劃影響，概括洗煉，造型生動；
山水畫受沈周、文征明等影響；
花鳥畫在林良、陳淳等人的寫意畫基礎上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畫史上把他與陳淳並稱為“青藤”、“白陽”，
並把他視為大寫意畫派的創始人。
徐渭特別注重繪畫的“生韻”、“生動”。
這正符合中國畫法中的第一法─氣韻生動。
他曾在一首詩中提到：“不求形似求生韻，根撥皆吾五指栽。”
又在《書謝時臣淵明卷為葛公旦》中指出：
“……畫病，不病在墨輕與重，在生動與不生動耳。”
他認為畫家如果要表現自己某種特定的氣質、胸次、情性，
就必須選擇相應的題材，以適合表現本人的那種氣質、胸次、情性。
他在題一幅水墨牡丹時提到：
“牡丹為富貴花，主光彩奪目。故昔人多以勾染烘托見長。
今以潑墨為之，雖有生意，終不是此花真面目。
餘本窶人，性與梅竹宜，至榮華富麗，若風馬牛弗相似也。”
從他的這些見解來看，他的確有時是相當清醒的。
正是他這些清醒時的高見的論使他在瘋狂的作品中更顯示出超人的膽略。
在徐渭的繪畫中，最能表現他目空一切、無視古今而率意揮灑的還是水墨花卉。
南京博物院、北京榮寶齋各藏有一卷徐渭的《水墨花卉圖》，
據說美國現藏有三卷。
其中最精的要數南博所藏的《雜花圖》長卷。
此卷共畫有牡丹、石榴、荷花、梧桐、菊花、南瓜、扁豆、
紫薇、葡萄、芭蕉、梅花、水仙和竹十三種，
水墨淋漓、恣意汪洋，幹濕濃淡、渾然天成。
此卷曾多次發表並印有單行本。
榮寶齋所藏的《墨筆花卉》卷共畫九種，
其中《梅石圖》旁題有經常被人分們引用的一首詩：
“從來不見梅花譜，信手拈來自有神。不信試看千萬樹，東風吹著便成春。”
既透露出他不願墨守成規、大膽創造的精神，
又流露出他能落筆成春的自慰心情。
徐渭晚年題畫詩中經常提及“春”字。
如“墨染嬌姿淺淡勻，畫中亦是賞青春。”（《題水墨牡丹》）
“五十八年貧賤身，何曾妄念洛陽春。”（《題墨牡丹》）
“消得春風多少力，帶將兒輩上青天。”
“那能更駐游春馬，閑看兒童斷線時。”（《 風鳶圖詩》）等。
還有一些“胭脂”、“朱唇”、“芳姿”之類的辭彙。
這是否與徐渭晚年因鰥居而受到壓抑的性的潛意識通過藝術創作得到發洩有關。
徐渭憤懣、抑鬱、孤獨、淒涼的內心世界，
在“墨葡萄圖”這幅作品上的題詩，正反應了他內心的傾訴：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
徐渭的書法與沉悶的明代前期書壇對比顯得格外突出。
徐渭處於祝允明之後，
他和祝允明一樣學書的路子毫無例外是屬於二王一脈，
他傾慕王羲之的人品書藝，作為同鄉人，
他對王羲之的法帖心摹手追，但給他的影響最大的是宋人，
其中取法最多的米芾。
他在《書米南宮墨跡》一跋中激動地說：
“閱米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驊騮獨見。”
沒有廣泛的研習，是不會作出“瀟散爽逸”的恰切評述，
可見他對米芾的深悟透解。
徐渭最擅長氣勢磅薄的狂草，但很難為常人能接受，
筆墨恣肆，滿紙狼藉，他對自己的書法極為自負，
他自己認為“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
又曾在《題自書一枝堂帖》中說：
“高書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書。然此言亦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這也難怪，“知者”又有幾許？
徐渭死後二十年，
“公安派”領袖人物袁宏道偶于友人陶望齡家翻到一本徐渭的詩文稿，
“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
但在燈下讀了幾篇，不禁拍案叫絕，驚問此人是今人？還是古人？
竟拉起陶望齡一起徹夜閱之，
“讀復叫，叫復讀”，
以致把童僕驚醒。
而後袁宏道不遺餘力地蒐羅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
大力宣揚徐渭，認為徐渭詩文“一掃近代蕪穢之氣”，
認為徐渭書法“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在王雅宜、文徵明之上”；
又雲“不論書法論書神，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書林藻鑒》）。
袁宏道還寫下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人物小傳——《徐文長傳》。
可以說他是徐渭第一個知音者，而後來追隨者不計其數。
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題墨葡萄詩》來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
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藤中。
徐渭死後，他的作品越來越為一些有識之士所讚賞。
石濤、石溪、八大山人以至揚州八怪都深受其影響，
並卓絕於當時畫壇。
清代鄭板橋曾以五百金換天池（徐渭）石榴一枝，並願作青藤門下牛馬走。
近代藝術大師齊白石在提到徐渭時曾說：
“恨不生三百年前，為青藤磨墨理紙。”
這足以說明徐渭對後人影響之深。
直到現代，徐渭的作品仍在不斷地放射出耀人的光彩。
這奇人是我的偶像之一，我會直接聯想到梵谷跟莫札特，
當然還有東方朔，蘇軾...等，也都是我景仰的偉人。
徐渭，初字文清，改字文長，號天池山人、青藤居士，或署田水月等，
明代正德十六年（西元1521年）出生于浙江山陰縣（今紹興市）的一個小官僚家庭。
他從小聰明過人，十多歲時仿楊雄《解嘲》作了一篇《釋毀》。
稍長，師事同鄉學者季本。季本是心學創始人王陽明的學生。
因此，陽明心學通過季本的傳授對徐謂的一生起著很大的影響。
陽明心學的主要觀點是“心即是理，心外無理”。
這是對良知與直覺的承認，它與佛教的思維――超脫的思想有關，與“禪意”亦有關。
陽明心學的出現，本身就是對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程、朱理學的一種反叛和挑戰。
這時期哲學、文學、藝術界都出現了追求個性解放，直抒性靈的傾向。
徐謂自然了捲入了這股潮流。
徐渭自二十歲中秀才後，雖屢試鄉舉不中，但廣交益師良友。
這些師友中有在籍官員、退休鄉坤、山林隱逸、還有少年後進。
他們相從談藝，相互砥礪。
後來他與蕭勉、陳鶴、楊珂、朱公節、沈練、錢鞭、
柳林、諸大綬、呂光升等並號“越中十子”。
陳鶴的戲曲、繪畫，楊珂的書法，都曾對徐謂有一定的影響。
此外，他還結交蘇杭一帶的著名文人書畫家。
如陳淳、謝時臣、沈仕、劉世儒、沈明臣等。
徐謂就在與這些文人雅士的交往中，
“泡”成了一位兼善詩、文、書、畫、戲曲乃至軍事韜略的天才。
徐渭三十多歲時所寫的雜劇《四聲猿》得到同代戲劇大師湯顯祖的讚賞。
然而連應八次鄉試都名落孫山，終身不得志於功名，“不得志與有司”。
青年時還充滿積極用世的進取精神，
“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
孜孜于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之中，
並一度被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胡宗憲看中，
于嘉靖37年（1558年）招至任浙、閩總督幕僚軍師，
徐渭對當時軍事、政治和經濟事務多有籌劃，
並參預過東南沿海的抗倭鬥爭。
他在詩文中熱情地歌頌了抗倭愛國的英雄，
徐渭富有軍事才幹，並得到當時搞倭總督胡宗憲的賞識，
他在三十七歲時被聘為胡宗憲府幕僚。
並為胡宗憲設計誘擒盜魁汪直、徐海。
一次，胡宗憲捕獲白鹿，請徐渭撰《進白鹿表》並獻於朝中，
明世宗及學士董汾等對徐渭文章大為賞識，徐渭也因此更常受胡宗憲的器重。
胡宗憲因嚴蒿奸黨失勢受牽連，二度入獄，最後死於獄中。
徐渭亦怕受胡牽連，竟“引巨錐刺耳，深數寸；又以椎碎腎囊，皆不死。”
(《明史•文苑傳》)自殺達九次之多。
這時他內心的憤鬱與痛苦只有在強烈的自虐中得到發洩，並真的發起瘋來。
後來竟發展到誤殺其妻，並因此入獄。
在獄中，他的精神才稍稍平靜，但是並未痊癒。
這位瘋狂了的天才後經同鄉張元汴竭力保救才得倖免一死。
出獄時已五十三歲。
出獄後，徐渭曾一度浪遊金陵、宣遼、北京等地。
從出獄到七十三歲去世期間窮困潦倒、淒涼孤獨，
這整整二十年中他是在時而清醒時而反常的情況下度過的。
據他自記行實中說：“畸譜屢稱祟兆紛紜，蓋精神顛倒至老未已也。”
他能自己如此記載，正說明他雖常常精神錯亂，但有時卻是十分清醒的。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對權勢不嫵媚。
當官的來求畫，連一個字也難以得到。
在當世凡前來求畫者，須值徐渭經濟匱乏時，
這時若有上門求畫者投以金帛，頃刻即能得之。
若趕在他囊中未缺錢，那麼你就是給的再多，也難得一畫。
實在是一位性情中人。
徐渭繪畫，既有一定的師承，又能突破前規以適抒發已性。
他的人物畫受宋代梁瘋子的減筆劃影響，概括洗煉，造型生動；
山水畫受沈周、文征明等影響；
花鳥畫在林良、陳淳等人的寫意畫基礎上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畫史上把他與陳淳並稱為“青藤”、“白陽”，
並把他視為大寫意畫派的創始人。
徐渭特別注重繪畫的“生韻”、“生動”。
這正符合中國畫法中的第一法─氣韻生動。
他曾在一首詩中提到：“不求形似求生韻，根撥皆吾五指栽。”
又在《書謝時臣淵明卷為葛公旦》中指出：
“……畫病，不病在墨輕與重，在生動與不生動耳。”
他認為畫家如果要表現自己某種特定的氣質、胸次、情性，
就必須選擇相應的題材，以適合表現本人的那種氣質、胸次、情性。
他在題一幅水墨牡丹時提到：
“牡丹為富貴花，主光彩奪目。故昔人多以勾染烘托見長。
今以潑墨為之，雖有生意，終不是此花真面目。
餘本窶人，性與梅竹宜，至榮華富麗，若風馬牛弗相似也。”
從他的這些見解來看，他的確有時是相當清醒的。
正是他這些清醒時的高見的論使他在瘋狂的作品中更顯示出超人的膽略。
在徐渭的繪畫中，最能表現他目空一切、無視古今而率意揮灑的還是水墨花卉。
南京博物院、北京榮寶齋各藏有一卷徐渭的《水墨花卉圖》，
據說美國現藏有三卷。
其中最精的要數南博所藏的《雜花圖》長卷。
此卷共畫有牡丹、石榴、荷花、梧桐、菊花、南瓜、扁豆、
紫薇、葡萄、芭蕉、梅花、水仙和竹十三種，
水墨淋漓、恣意汪洋，幹濕濃淡、渾然天成。
此卷曾多次發表並印有單行本。
榮寶齋所藏的《墨筆花卉》卷共畫九種，
其中《梅石圖》旁題有經常被人分們引用的一首詩：
“從來不見梅花譜，信手拈來自有神。不信試看千萬樹，東風吹著便成春。”
既透露出他不願墨守成規、大膽創造的精神，
又流露出他能落筆成春的自慰心情。
徐渭晚年題畫詩中經常提及“春”字。
如“墨染嬌姿淺淡勻，畫中亦是賞青春。”（《題水墨牡丹》）
“五十八年貧賤身，何曾妄念洛陽春。”（《題墨牡丹》）
“消得春風多少力，帶將兒輩上青天。”
“那能更駐游春馬，閑看兒童斷線時。”（《 風鳶圖詩》）等。
還有一些“胭脂”、“朱唇”、“芳姿”之類的辭彙。
這是否與徐渭晚年因鰥居而受到壓抑的性的潛意識通過藝術創作得到發洩有關。
徐渭憤懣、抑鬱、孤獨、淒涼的內心世界，
在“墨葡萄圖”這幅作品上的題詩，正反應了他內心的傾訴：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
徐渭的書法與沉悶的明代前期書壇對比顯得格外突出。
徐渭處於祝允明之後，
他和祝允明一樣學書的路子毫無例外是屬於二王一脈，
他傾慕王羲之的人品書藝，作為同鄉人，
他對王羲之的法帖心摹手追，但給他的影響最大的是宋人，
其中取法最多的米芾。
他在《書米南宮墨跡》一跋中激動地說：
“閱米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驊騮獨見。”
沒有廣泛的研習，是不會作出“瀟散爽逸”的恰切評述，
可見他對米芾的深悟透解。
徐渭最擅長氣勢磅薄的狂草，但很難為常人能接受，
筆墨恣肆，滿紙狼藉，他對自己的書法極為自負，
他自己認為“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
又曾在《題自書一枝堂帖》中說：
“高書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書。然此言亦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這也難怪，“知者”又有幾許？
徐渭死後二十年，
“公安派”領袖人物袁宏道偶于友人陶望齡家翻到一本徐渭的詩文稿，
“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
但在燈下讀了幾篇，不禁拍案叫絕，驚問此人是今人？還是古人？
竟拉起陶望齡一起徹夜閱之，
“讀復叫，叫復讀”，
以致把童僕驚醒。
而後袁宏道不遺餘力地蒐羅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
大力宣揚徐渭，認為徐渭詩文“一掃近代蕪穢之氣”，
認為徐渭書法“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在王雅宜、文徵明之上”；
又雲“不論書法論書神，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書林藻鑒》）。
袁宏道還寫下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人物小傳——《徐文長傳》。
可以說他是徐渭第一個知音者，而後來追隨者不計其數。
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題墨葡萄詩》來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
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藤中。
徐渭死後，他的作品越來越為一些有識之士所讚賞。
石濤、石溪、八大山人以至揚州八怪都深受其影響，
並卓絕於當時畫壇。
清代鄭板橋曾以五百金換天池（徐渭）石榴一枝，並願作青藤門下牛馬走。
近代藝術大師齊白石在提到徐渭時曾說：
“恨不生三百年前，為青藤磨墨理紙。”
這足以說明徐渭對後人影響之深。
直到現代，徐渭的作品仍在不斷地放射出耀人的光彩。
這奇人是我的偶像之一，我會直接聯想到梵谷跟莫札特，
當然還有東方朔，蘇軾...等，也都是我景仰的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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