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日本幾家媒體受北海道札幌市政府的委託，向讀者公開徵集「拯救生命金點子」活動。
原來，自1971年札幌市地鐵站建成開通以來，不到10年內，那裡就發生了50餘起臥軌自殺事件。這讓地鐵站人員傷透了腦筋，更讓市民對政府的管理能力產生了質疑。迫於公眾壓力，政府多次責令地鐵站加強管理。
地鐵站緊急行動起來，組織專人對四個站點實行24小時巡邏，還在事件多發地帶裝上了監控設備，但輕生的人依舊前赴後繼。
出於管理的責任和對生命的關愛，政府決定開出日幣1000萬高額獎金，公開徵集防止自殺事件的最有效辦法。
有人建議在地鐵站周圍全部修建隔離護攔，乘客上車須由專人監看；有人建議將地鐵站點縮減為一個大站，站內由武警不分晝夜地站崗；還有人建議改進剎車裝置，給列車員配備高倍望遠鏡，發現可疑物5秒內即可剎住車…還有更離譜地建議將輕生者照片公諸於眾，在鐵軌上澆滿糞便等等。
這些建議不是因耗費巨大難以實施，就是可以預想到即使實施也無多大用處。負責整理意見的札幌市公共事務研究員宮井太郎認真閱讀完每封來信，不禁搖頭長歎。
當宮井太郎正失落地準備離開，郵遞員又遞來一封信。他欣喜地打開，裡面的內容卻讓人大跌眼鏡：「在每個站點入站口處，安置一面鏡子即可。」落款者是「黑澤明」。
黑澤明是日本家喻戶曉的名導演，可他居然提出這麼貽笑大方的點子，該不會有人故意開玩笑吧？要是擺上鏡子就能阻止自殺，那天下就該處處都擺滿鏡子，這樣自殺的悲劇就再不會上演了…宮井太郎想到這，覺得來信者準是個無聊傢伙，當即就將那封信甩進了垃圾桶。
無法徵集到可行的方案，宮井太郎只能要求地鐵站加派人手，加強巡邏。這樣過了1個月，直到一天清晨地鐵站打來電話，報告說有人在四個站點左牆上都安置了一面長寬各三米的鏡子。
宮井太郎倉促地趕到現場，站在鏡前照了又照，心中已猜到裝鏡子的人一定與那封荒誕的信有關，卻怎麼也不相信確係黑澤明所為。他苦笑不得地說：「世上竟然有這麼執拗而可笑的傢伙，就讓鏡子擺在這裡，證明他的愚蠢吧！」
出乎意料的是，各站點在安置上鏡子後，半年過去竟然未發生一起自殺事件。宮井太郎詢問了站點人員，這才知道那裡的巡邏人員早已撤離，防止自殺的唯一措施便是借助鏡子。
站點人員繪聲繪色地說：「偶爾有舉止異常的人進到站點，但他們在照過鏡子後，就像是從裡面望見了自己昨天犯下的錯，望見了作賤生命後的慘不忍睹模樣，要麼痛苦地搖頭，要麼摀住臉痛哭，要麼搖晃著離開，再也沒人選擇輕生…」
一面鏡子，真的可以拯救脆弱生命嗎？宮井太郎百思不得其解。不久後，他又收到一封來信，講了一個故事。在日本深山老林中，生長著一種相貌極醜、渾身長滿了腳的癩蛤蟆。人們抓到這種蛤蟆後，就把它們放在鏡子前，讓它們看到自己的樣子。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種蛤蟆對著鏡子，居然被自己的醜陋嚇出一身的油來。人們把這些油收藏起來，製成一種藥材，對治療傷痛效果奇佳。
一面鏡子尚且可以在蛤蟆身上被用來作為利及人類的器具，那麼在一個人，在他還未喪失對醜陋的敬畏時，鏡子就理應可以幫他拯救自己。
來信者未署名，宮井太郎已猜到對方是誰，也籍此知道了「惜名知恥」是人生的一道底線。「人有所不為，皆賴有恥心。」懂得敬畏醜陋，知恥後勇，生命就有挽回的餘地，歲月的精彩也必將沖蝕流年的灰暗。
黑澤明（1910年3月23日－1998年9月6日），日本知名導演。一生共執導了三十部電影，其中許多具有世界知名與影響力，如《羅生門》、《七武士》、《大鏢客》、《天國與地獄》、《德蘇烏扎拉》、《影武者》、《亂》等代表作。
是使日本電影走向國際化的重要導演，也是日本近代電影史的重要人物，被譽為「電影界的莎士比亞」。法號為「映明院殿紘國慈愛大居士」。
黑澤明自己曾說他深受美國電影大師約翰·福特的影響，在敘事方式上擅用好萊塢的經典敘事法來處理，所以他的電影和其他日本電影大師相比，更加融合了西方特色，因此較容易為西方觀眾所接受，1985年的《亂》就完全體現了他東西合壁的藝術表現力。
黑澤明之所以那麼受人尊崇，除了他執導才華出色外，通常他都兼任編劇、監制和剪接等數職，堪稱全面的電影製作人。因此，他對電影藝術天才的全能掌控力使得他對每齣作品都有嚴格的控制權，個人風格和表現效果能得以完全體現。
此外，電影故事的深度和拍攝手法的靈活運用也是他的成功所在。電影作為一門講求創意的藝術，黑澤明的電影就表現出了無窮創意，如在《七武士》中，他運用一系列的快鏡剪接和攝影變速來補足武士的戰鬥，讓人看得十分過癮；而在《紅鬍子》中多次運用上深度鏡頭以突顯人物間的關係亦讓人稱讚。他的不少拍攝手法也常被不少後來的傑出電影人模仿，如喬治·盧卡斯的《星際大戰》系列，以及杜琪峯的《鎗火》等便活用不少黑澤明的拍攝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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